此外，法理论并不研究纯粹的经验事实，研究应然而非实然，所以它又是一门规范学科。

[66]参见前引[45]，Weinberger书，第85页。[93]只有设计出逻辑缜密的内在构成体系，才能增强法理论各个部分的自洽性，从而在整体上提高科学性。

[68]Vgl. Elmar Krüger, Die Bedeutung der Rechtstheorie, JuS 873(2012). [69]参见前引[37]，Somló书，第274页。法哲学和交叉学科研究的兴起反而要比它早它建立对数据的责任，组织工作人员通过系统地创建和实施政策、角色、职责和程序来协作并持续地改进数据质量。没有对数据的良好治理，就不会有基于数据的良好决策，包括企业、社会组织乃至政府的各自决策，更无法利用数据对经济、社会、环境等进行良好治理。（二）数据治理的第二个维度：利用数据进行治理 第二个维度用数据治理是与第一个维度紧密交织的，但又有其自身的目标和任务。

（6）通过协作减少成本、提高效率。如第三方机构利用和分析开放的政府数据，形成对企业的信用等级评价或认证。(12)东方主义(Orientalism)有三层意思：一是指西方国家研究东方社会的一门学科，即东方学。

当某种有关法治的具体主张得到社群多数的认同和支持，经过实践理性的淬炼和鉴证，为某个或某些具备引领变革能力的社会阶层接受，进而就会通过政治诉求方式塑造为特定的法治道路话语，产生理论和实践上的作用。(13)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接受了这些语词的外壳，并在具体使用过程中产生了中国化的衍义。(23)从19世纪40年代初期开始，马克思窘迫的经济状况促使他投身于工人阶级，这个转折帮助他锤炼出看待事实的思想意识，使他从事实中学习到许多经验和见解。无一为国家民族利益之代表者。

职是之故，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反思当前法治价值的迷惘问题。(19)政治斗争只是一个过渡，在此基础上会发展出一个新的要素，一种超出一切政治事务的原则。

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深厚、躯体庞大且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人们容易接受不同时代要求、利益立场的观念，儒家勿意，勿必，勿固，勿我择其善者而从之的价值训导，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灵动而不失原则的实用均衡型思维习惯。例如，霍姆斯在1897年著名的演讲The Path of Law在国内法学界常被译作法律的道路或法律之道。①在政治家看来，道路的选择和建设，关乎民众与国族的长远利益。就立场而言，马克思主义承认法治理念和民族精神的独特性，同时期待人类文明的价值共识，具有显著的思想整合和价值吸收功能。

另一方面，作为治国之术，传统中国的法治文化却极为精深发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法治价值的批判立基于这样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所遭受的困苦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在信息、交通、物流贸易比较封闭的时代，少数精英的知识和权力垄断或许在短时期、小范围还有可能，但从更广阔的时空看，这样的统治方式已然陷入绝境。(26)如果仅仅是一种治国之术、权谋之策，不需太多找寻，我们可以肯定，中国的法治不仅长期存在，而且比较先进。

汪习根：《法治中国的科学含义》，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2期。④1946年，就当时中国究竟需要怎样的法治，面对形形色色的主义和主张，韩德培先生在《观察》杂志撰文指出：假如单从形式方面来主张法治，这种法治可能为君主专政的法治，也可能为法西斯独裁政治的法治。

⑤还有理论界围绕宪政民主公民社会三权分立党法关系普世价值等问题的诸多争论，莫不具有本体价值争议的性质。虽与原本设计和想象的有些出入，但道路的基本功能没有缺失，每个人的通行也都方便了许多。

这些法治价值话语的纷杂缠绕，本质上都受制于不同主体所在的社会生产场域及其权力惯习和思维定式。《韩德培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4页。当法治的社会基础具备，功效彰显，国富民强，社会有序，法律自身会愈益理性，并融入日常生活，成为大众思维方式的有机构成。以中国闭关时代的农业社会为背景之理论家，又有其王道、礼治、德治之古说。另如，法律精英主义与大众化的论争，有学者将之演绎为专法型和普法型的两条法治道路之争。强世功：《从行政法治国到政党法治国：党法和国法关系的法理学思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

老人们总是对这条大道充满感情，并督促自己的子女不忘本初，奉献己力，维系公益。其内在的价值诉求，构成了社会生活和行动的观念基础。

在正统的西方法治价值标准下，虽然很多学者没有明言，但潜意识中都将中国置于法外国家之列。(14)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随着生活的改善，年轻人开始淡忘当初那个筑路的提议者，对道路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某些坎坷和破损的不满也渐趋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价值诉求，其本体源自新近的政法话语，但其内容却横亘古今，涵摄中外。

不同主体从各自的社会位置和权能需求出发，衍生出繁杂的价值表达和多样的价值诉求。更多的最新道路人类学文献，参见周永明主编：《路学：道路、空间与文化》，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劳动者不是被动的调查对象，他们是思想丰富、感觉敏锐、有血有肉的主体。⑩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2页。

(2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引言。马克思将之界说为：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同时期的朱苏力也曾表达过类似想法，在他看来，对于中国现代法治而言，最需要的恐怕是时间。中国的法治宏业，尚未完全成功，正处于法治化的关键阶段。

由此，我们可进一步认识到：整体的法治道路与具体的法律规范路径不同，它更接近于本质层面的法哲学问题。搜览研读国外学者有关中国法治研究的代表性论著，不难发现，多数研究者仍将中国的法律和法治作为一种东方学凝视的对象。

⑧参见[美]络德睦：《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魏磊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第三阶段：法治的中国(Rule of Chinas Law)，萌生中国法治的均衡价值。蔡枢衡：《中国法学及法学教育》，载《清华法学》第四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许多地方，要想富，先修路的口号颇为流行，至今不辍。

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价值逻辑，也涉及古今中外法律与治道的方方面面，更需要展示跨学科的理论品格。进入专题： 法治中国 价值逻辑 。

大众也可以利用新的物质技术手段，塑造并传播原生的法律观念，为那些曾被精英漠视或否定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态度正名申辩。而道则表明一种更为复杂的歧路繁多情形，需要人们用思维和理性去甄别、去判断、去抉择。

法治价值关系的形成，源于人们物质/精神生活关系的总体构造。(26)这些年，国内法律与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开始流行，不少学者自觉不自觉受到西方汉学研究方式的熏染，通过一系列理论和实证研究，试图开掘出法治中国的秘矿，提供现代法治所需的本土资源给养。